人社部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我國農村在外務工人數僅同比增長1%，增速僅為去年的一半?！懊窆せ摹苯陙眍l繁見諸報端，這一數據表明，接近2.8億的農民工出現了總量增速的持續下滑，這再次引發社會熱議：農民工不再是取之不盡的勞動力“蓄水池”，人力成本上升趨勢不可逆轉。
勞動力開始有限供給
人社部7月底公開了對10省500村勞動力轉移的監測數據。上半年，500村新增農民工29.4萬人，同比僅增長1%。而接近2.8億的農民工出現總量增速下滑并不是首次。
從2010年起，我國農民工的增速已連續4年出現下滑。根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抽樣調查結果，去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比上年增加501萬人，增長1.9%。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農民工總量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1個、0.5個、1.5個和0.5個百分點。人社部原副部長楊志明早在今年2月就表示，農民工“正在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
近幾年來，每年春節前后，是人員流動最大之時，招工難成為很多企業面臨的“開年第一難題”。以蘇州為例，蘇州2015年二季度住宿餐飲業仍是主要缺工行業，缺工企業比重達80%。
農民工增速放緩供不應求，直接導致了用工成本的升高。2014年，我國農民工平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幅9.8%。而從2000年到2013年，我國工資平均每年增長11.4%。
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發展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制造業因人力成本的上升，也受到了影響。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曾稱，我國制造業成本上升明顯，不僅高于東南亞、東歐等地區，達到了美國制造業成本的90%，珠三角、長三角更是達到美國制造業成本的95%，甚至有個別企業家到美國辦紡織廠，因為成本比在國內還低。
三個推手
“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使得勞動力的供給小于需求，必然導致其工資的上漲?！敝袊嗣翊髮W經濟學院副教授丁守海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人力成本的上升受到了勞動力供求關系的影響。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指出，2012年末，我國大陸15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萬人，比上年末減少345萬人，比上年末下降0.6個百分點。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重，勞動力人口下降趨勢加劇，人力成本持續上升不可避免。
復旦大學教授陸銘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勞動力的流動出現了制度性的障礙也推高了人力成本。“戶籍制度的存在以及城市公共服務享有在不同戶籍人口間的差異人為地推高了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成本，因而只有更高的工資才能留住農民工。”
陸銘的觀點也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張翼的認同：長期在城市工作卻沒有城市戶籍，享受不到作為市民的公共服務，用工資繳納個稅卻不能領取社保。農村土地價格的上升、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這些都影響了農民工的勞動意愿。
工資提高使得人力成本被推高，但人力成本并不僅僅包含工資或是工資福利等的支出。所謂人力成本是指企業在一定的時期內，在生產、經營和提供勞務活動中，因使用勞動者而支付的所有直接費用與間接費用的總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就指出，“勞動力成本當中有一塊是社會保障的提取，通常占我們工資總額的40%，這不是市場決定的，不能根據經濟形勢的好壞變動，是法定的，帶有強制性，這就是制度成本?！痹谥芷淙士磥?，制度成本較高也是人力成本上升的一個推手。
轉型之機
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削減，作為廉價勞動力“蓄水池”的農民工群體發生了變化。“因制度或政策導致的人力成本的增加，就應通過政策轉變，應對這些新變化。”陸銘認為，應從制度層面為農民工進城務工減少流動困難。
2014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指導思想側重為“穩定和擴大農民工就業”，其背景就是農民工供給的變化，“希望能出來的農民工盡量轉移出來”；同時“推動農民工逐步實現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和在城鎮落戶”，并提出明確的目標：到2020年，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也認為，從戶籍制度上“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同等對待農民工”，讓這個群體穩定下來，對未來有長遠預期，這確實是政策要做的。
除了政策應對，丁守海認為，企業也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要么退出市場，要么進行變革?！叭肆Τ杀旧仙遣豢杀苊獾内厔荩髽I不得不通過創新和提高生產效率來應對。從長期來看，這對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p>
“人力成本上升通過倒逼機制促使企業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即第一、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升級，從低技術水平、低附加值向高技術、高附加值轉變。”丁守海說。
